大约在1958年的夏天，北京城烤得燥热。中央一个重磅决定很快开到了案头——天安门广场要重新修建。原因不是复杂到让人眩晕，而只是因为第二年，就是建国后的第十个年头——国庆要大办特办！届时，阅兵、庆典，广场该怎么让成千上万的人站下，好像不是个小问题。事情真正棘手的地方，不是缺砖少瓦，而是毛主席突然扔过来一句，“能不能装下100万人？”

对任何人来这都是异想天开的请求。甚至，习惯了大场面的建筑师们可能会皱眉。可当时的周总理，却拍了胸脯——给毛主席吃下定心丸，说一定让100万人都能在广场集合，差一人自己负责。现场气氛不用猜都知道，肯定松了一半吧？天安门广场可不是随便地一扩一挪就成了。毛主席提出了一堆要求。要表现中国历史悠久，地广人众，气势磅礴这点最难。天安门要成世界最大广场，不是一句口号。

广场的每一次变化，都和国家命运绑在了一起。明代时，天安门广场还被叫“承天门”，听着就带着严肃冷峻。那时的广场，不是“广场”，更像皇帝的仪仗台——百姓别说进来，连站远远看看都怕挨骂。那地方，是皇帝祭祀、开大会用的。到了清朝，还是老规矩——天安门广场=权力的象征，和普通人的世界毫不相干。

世界变了样，到了1900年。八国联军冲进北京，搅了所有规矩。天安门广场被外国军队占成花园，他们还在这儿阅兵，气焰嚣张，清政府连脾气都不敢发。清王朝的威风，这时候碎了一地。屈辱，气但又没人敢反抗。哪有办法？！

可屈辱不会永远持续下去。辛亥革命爆发，皇帝没了。广场的命运开始动摇。北洋政府搞起改革，朱启钤主持工作，把原本阻拦老百姓的千步廊拆了，还铺上沥青。终于，北京城的老百姓三五成群，能踏进天安门广场呼吸一口皇家的风。可历史向前迈一步又退两步。乱世没那么快结束，五四运动这样的呐喊一路延伸，每次集会都像是一颗石头砸进这个地方的宁静。谁又能确保，广场不会再次沦为权力的争斗场？

1928年，有短暂热闹。北伐战争胜利，北平百姓欢天喜地，孙中山的遗像被高高挂上城楼。可是，平静总是太短。很快的，战乱卷土重来，天安门广场的风声鹤唳一如既往。1931年，九一八事变。北平岌岌可危，国民政府只是口号，没几个人信服。到了1935年，学生冲锋陷阵，只是政府软弱无能，连个态度都拿不起来——令人气愤。1937年之后，日本人旗帜挂满广场，老百姓路过时心里像堵了什么。所有的荣耀都换成了压抑。

终于，熬到了1945年。北平换回来了，蒋介石的画像又被挂回了城楼。但内战爆发，民众的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。天安门广场变得更加残破，更无生气。傅作义，这个看起来一度顽固的北平守将，面对人民解放军却最终选择了交城保平安。众说纷纭，有的说他被劝服，有的说他怕成为罪人，反正北平没炸，大家松口气就好。

1949年9月30日晚上，毛主席和众人来到广场，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。能赶上这个夜晚的人，应该全都心里激动。有人觉得幸运，有人觉得遗憾，毕竟太多前辈没熬到头。没什么豪言壮语，只有一句他们今天终于“在场了”。

10月1日到了。新中国成立仪式如期举行。万人铁流涌上广场，国旗在晨风中升起。人群沸腾！天安门广场忽然不是遥不可及的符号了，是一块属于所有人的土地。

新中国之后，热闹刚刚开始。每逢大事，拥进广场的群众越来越多，可面积就那么大，真没法容纳下这种人海。毛主席一直焦虑，他要的不是庄严，更要容纳所有人的广场。不为面子，是出于现实。彭真为此伤透脑筋。不得不拆迁、不得不挪动石狮子华表。这些东西，原本就是文化符号，一拆一迁牵扯千头万绪。

1954年，广场能装30万人。表面看已经足够，但老百姓和官员心里都明白，远远还差一点劲道。而有意思的是，这期间围绕扩建，百姓和保守派建筑师产生了分歧。有人觉得老城墙不该随便拆，有人护住一砖一瓦。但“世界最大广场”这根主线，没人敢轻易动摇。

天安门广场其实是矛盾体。它既有历史的庄重感，也有现实的压力。你要古今中外兼收并蓄，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。毛主席那句“皆为我用”，一方面很豪迈，另一方面也有点自信过头。艺术与实用，历史与今天，怎么找平衡点，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！

这里的细节也不是没人提。有人修广场何必搞得那么大，空旷久了没特色。也有人人民的归属感比什么都重要，要气势更要温度。你说谁对？都对，可能谁也不对，只看站在什么角度。1958年动工之后，广场变身势在必行。央美、国美的专家齐上阵，海量图纸、方案轮番上阵，连方案的筛选都跟战场一样。

新中国当时百废待兴，钱、人手都紧张。奇怪的是，北京老百姓倒越来越“主动”——有的带着自家工具就来了。有人在动态里写道，几天时间，杂草砖石清得干干净净。没有谁特别乐观，也没有人真觉得“不可能”。

8个多月过去，广场如愿而生。100万人能进来了。毛主席连说数声“好”，意味深远。那一刻，每个人心里的复杂，远不只是对现代建筑的敬畏，也是对过去一切屈辱的告别。人只要能聚集在这里、昂头站立，那广场的意义，已经远远超越了砖瓦。

未来，每一年国庆，广场上都能站满了孩子、大人、老人、外地来的、北京生的——没有阶级，没有界限。100万人，只是个数字。被允许“到场”，才是关键。有谁会在意广场究竟是不是最大？有人觉得搞得太大，维护都挺累。可人来了，笑了，广场就是活的。

虽然天安门广场的气魄和规模如今已经深入人心，可背后的摩擦、犹豫、争持，远比简单的“宏伟”要复杂多了。有些遗憾也不可避免，比如老北京的一点味道流失了。可有东西丢了，自然有新东西生出来。这大概是新中国再造“公共空间”的无数博弈之一。

这种波折，哪怕在1959年项目完成那天，谁敢保证今后不会变？没准再过五十年，人们对广场的情感又会彻底两样。历史里，天安门广场证明了自己的多面性。感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说出点见解，可大概谁说的都只算一小部分。

天安门广场其实总在变，也许不只是纸上的设计图能体现出来的事。新中国第一批建设者的浪漫和焦虑，老百姓的自发和犹豫，有时看起来互相矛盾。城市的脉络，人口的密度，政权变更、舆论风向，最后都稀里糊涂汇进这块地方。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懂了广场，可是被广场改变的又是谁？说不清的。

到现在再往天安门广场一站，任是谁都能喊出口号、拍合影、想起历史。100万人的大场面，不只是数字，是所有细碎、反复、磕磕碰碰拼成的“新生”。许多事没有明确答案，但北京城的温度和广场的人流，从未断过。